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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2页）

经过一番如此布置之后，蒋介石便带着吴稚晖、周佛海、邵力子等到庐山，决定了去胡的计谋，于12月26日返回南京。1931年2月28日夜，蒋以宴请胡汉民议事为名，将胡骗到其总司令部，随后把胡汉民软禁于汤山俱乐部。由此，又引发了南京与广州间的尖锐对立。

周佛海在回忆这一事件时说：

大约12月初旬，蒋赴庐山，我也随去。蒋在庐山对人发牢骚：“不愿回南京，离南京越远越好，想到西北去。”在这几句简单的话语中，可见得蒋胡感情之恶劣了。但他在庐山考虑的结果，决定了去胡的大计，所以不到三个星期，便仍回京。我们当时，是一点都不知道他下了决心的。

到了民国二十年了。仿佛是2月底，我因事赴上海。时张岳军（即张群——笔者）任上海市长，约我和（邵）力子到一家酒馆吃饭。他问我们道：“南京昨天晚上的事情，你们知道了吗？”我们都很吃惊的齐声答道：“不知道，什么事？”他说：“我也是刚才晓得，胡先生被扣留了。”我和力子都吃一惊。这也不是件小事。胡先生性躁，我们怕他自杀。至于西南，因为这个问题，必有所举动，乃是我们意料中之事。西北的活剧，方才演完，西南的舞台又开幕了。68　。　想看书来

随侍军旅（7）

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迅即被工农红军打败之后，于1931年2月，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重组南昌行营，任行营主任兼总司令，调集20万兵力，于4月初，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结果又告失败。

5月5日，蒋在南京召开了御用的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当上了不是总统的总统。17日，会议闭幕。

当蒋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的时候，聚集在广州的反蒋各派的孙科、汪精卫、唐生智、唐绍仪、古应芬、林森、邓泽如、萧佛成、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则在陈济棠的武力保护下，于5月27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提出了“护党救国，打倒*”的口号，并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形成了宁粤对立的局面。

蒋介石由于发动的两次*“围剿”战争的相继失败，而更加猖狂地组织发动第三次对红军的“围剿”。国民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即决定重新设立南昌行营，5月底，亲赴南昌“督剿”；命周佛海为行营主任。周佛海说：“为了先行剿共，对西南问题，则明弛暗张。此次我仍奉命出发。熊天翼（式辉）做行营参谋长，在南京开了几次幕僚会议，筹备一切，好像在5月底就出发赴南昌。从此国民党内部的战争，变成国共之间的战争了。”69

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分三路“围剿”红军。周佛海说：“南昌行营，设在百花洲的省立图书馆。我便在百花洲畔，找一个临湖的平房寓居起来，并约以后曾经煊赫一时的杨畅卿住在我寓。虽然说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是军事仍是主要力量。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布置完毕。开始包围的同时，一面仍策划对西南的问题。”70

但是，正当蒋介石集中力量进攻红军之时，7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颁布讨蒋令。9月初，粤桂军出兵北上，分袭江西、湖南。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任前锋，占领祁阳、郴州等地。面对此种形势，蒋介石便急忙赴武汉布置*西南的军事。蒋到武汉两三天之后，便电令周佛海即行前往。周佛海说：

我到汉口的任务，就是要我草拟*陈济棠的通电和告将士书及民众书。我心中暗想，对西南的军事要发动了。71

粤桂军进入湖南后，蒋介石急调顾祝同军开赴衡阳堵截。13日，双方在衡阳交战，粤桂军攻入城内。正当双方打得火热之时，日本关东军却在9月18日，炮轰沈阳，发动了对东北的侵略战争。蒋介石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应付新的事态。

周佛海说：

在汉口不过四五天，一直回到南京。在南京一个多礼拜，又乘舰赴南昌。军舰到了湖口，蒋改乘水上飞机先行，我们仍乘原舰，到第二天清晨才到南昌。总部的副官来接，说：“总司令上午就坐飞机回南京，请主任今天下午至迟明天动身回去。”我真莫名其妙！发生了什么变故吗？何以这样急呢？跑到总部一问，却原来是沈阳事变发生。我因为杂务待理，等第三天才和何敬之（应钦）、陈真如（铭枢）——陈是来奔走宁粤和平的——同乘飞机返京。72

“中统”、“军统”

宁、粤之间，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不得不停止彼此争斗。9月21日，蒋介石决定派陈铭枢、蔡元培、张继等人，携带他给汪精卫等人的亲笔信，赴广州议和。粤方亦积极响应。9月30日，宁、粤双方在广州会谈。粤方提出蒋介石下野，取消广州国民政府，由宁粤召开统一会议，产生统一国民政府三项主张。双方经过一系列的谈判和秘密交易之后，11月7日，宁、粤和平会议达成实现统一的协议。12日和18日及12月3日，蒋介石派及汪精卫派和胡汉民派，分别在南京、上海和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组成新的中央执监委员会。除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会全部连任外，按比例分别补选新的中央执监委员。

在南京召开的四全大会的选举中，周佛海以占代表90％的票数，当选为第一名中央执行委员，从此，便进入了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周佛海获此荣誉，当然是与他蒋介石的心腹之地位分不开的。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之所以能逐步一一打败对手，建立起他的*统治，除了依靠一支庞大的军队外，再就是靠密如蛛网的秘密特务组织机构。

国民党最初的秘密特务组织，是分由两个系统组成的。一是由国民党党务系统人员组成的“三*义青白团”。但这只是一个领导核心，其公开的名称则是“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即后来逐渐发展起来，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俗称“CC系”的中统特务组织。一是由黄埔系人所组织的“复兴社”，即后来以戴笠为首领的“军统”特务组织。

“青白团”成立较早，始于1928年2月，即蒋介石兼任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任副部长之时。蒋介石虽名为部长，实际不直接主持其事，由副部长陈果夫主持一切。“调查科”科长，为陈果夫之弟陈立夫，陈字的第一个字母为“C”，故称“CC”，即陈果夫、陈立夫之意。“青白团”除二陈之外尚有张厉生、张道藩、徐恩曾、叶秀峰以及周佛海，共计9人组成。“青白团”除通过“调查科”，进行情报调查外，还对国民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实行严密控制。在国民党“四全”大会前，周佛海虽然既非国民党中央执行或监察委员，又非后补执监委员，或任何部长、副部长，但却列席国民党中央会议，就是因为他是“青白团”最高领导人之一的缘故。

“复兴社”是由国民党军事情报组织演变而来，成立较晚，始于1932年4月。其核心人物主要出身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如戴笠、贺衷寒、康泽、酆悌、刘健群等。周佛海因曾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和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政治部主任，因此也属“黄埔系”，成为“复兴社”的领导人之一。这样，周佛海既是“CC系”的核心人物，又是“复兴社”的最高干部，一身而为两个秘密组织的领导人，这是其他人所不具有的。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为便于领导，决定取消该两组织，由“青白团”推选5人，由“复兴社”推选出4人，组成9人最高干部会议，周佛海则又是这个最高干部会议的组成人员之一。

镇压徐中学潮（1）

在宁、粤、沪三方四全大会开过之后，12月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举行。蒋介石以中央委员身份，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由于粤方委员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的要求，为了摆脱困境，14日，蒋介石派何应钦、陈铭枢赴上海，迎请汪精卫、孙科等沪、粤中委到南京主持一下，他准备下野。

15日，蒋主持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改组了江苏、浙江、江西及甘肃等省政府的人事。换上其心腹和实力人物；以顾祝同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甘肃、宁夏、青海的宣慰使。

接着，经过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的申请。是日，蒋介石发表辞职通电，宣称他的下野，是为了“从速实现团结，完成统一”。但是，“虽系辞职，仍以中委资格辅佐国事”。22日，蒋介石带着宋美龄飞往宁波，随即赴奉化溪口。第二天，便入山住进了妙高台。

蒋介石的再次下野，仍是以退为进。虽名为下野，但不仅军权实际上仍在其控制之下，而且又通过几个省政府的改组，重要的省市政府也在其控制之中。因此，在蒋下野，孙科继任行政院长之时，无论在财政、外交以及人事等方面，孙科都不能有任何作为，在万般无奈中，只得辞职，而代之以蒋汪合作的政治体制；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旋即成立军事委员会，自任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

1932年1月28日，在蒋介石复出，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之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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