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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3页）

当时稍有头脑的人，都能感受到山雨欲来的不祥气息。

黄尊素曾经在这时暗示过杨涟等人：应早做计议，最好是主动请归，避开朝中这块是非之地，免得首当其冲。而且主动离开也是向对方示以缓和、圜转之意，也许可以减弱阉党下一步的攻势，致使阉党找不到兴大狱的理由。

这个建议，堪称明智。人家看你碍眼，你让开就是了。一般惯例，人不在朝中，被追究的可能性和酷烈度要小得多，很有可能躲开风险。

强项人物走了，战火爆发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降低。如今双方强弱已经易位，东林党这一边只有维持不战的局面，才是上策。

再说东林党风头人物一走，阉党方面也许真的认为“余皆不足虑”，从而暂停铁血政策也未可知。

叶阁老的失误，就在于他既然是个温和派，就应该始终起到缓冲作用，而不应对未来的名声抱有幻想。但叶阁老太想捞名声了，他采取的是骑墙态度——阉党胜，他是东林党的唯一保护人；阉党败，他也有参与倒魏之功。他建议将魏忠贤放归的那道奏疏，就是在这种投机心理下写出来的。结果，阉党一眼看穿了他的用意，再不相信所谓“温和派”。

很可惜，黄尊素的上述建议没被杨涟接受。杨涟是个讲原则而不屑自保的人。他认为，既为顾命之臣，就不可为苟全性命而远离魏阙，否则就是辜负了先帝的重托。

像杨涟这样的“原则的化身”，我们民族历来太少。为原则而奋不顾身，于这些人物自己是悲剧，于整个民族却是幸事。可是自从现代有人提倡“脑袋都没有了，原则还有什么用”之后，这样的人几乎渐渐绝迹。很多人学乖了，美其名曰“务实”。可是我看很多的人脑袋虽然无虞，幸福却一点点也没有了，活得生不如死。

以软弱换幸福，那是从来就没有实现过的事。

因此，杨涟的固执，可以理解。

他早就铁了心，决意以一人之悲剧，换得全明朝人民的幸福。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的七月，是一个奇异的历史转折点。如果不是叶向高走，而是魏忠贤走，那么两党成员后来的命运都不至于那么惨。

魏忠贤如果在这时走了，即使将来历史大掉头，遭受清算，他也不至于有死罪。明朝历来的皇帝，对获罪的太监，大多都抱有一点温情——再不济也是自己的或者“家父”的老奴，网开一面是有可能的。

但假设毕竟是假设，我们来看真实的场景。八月初一，总监察长孙玮病故。他是科道之首，忠诚耿直，而且一向是东林党的盟友。

东林党也真是到了倒运的时候，越是前方吃紧，阵地越是出现缺口。

缺了人就要补，吏部尚书赵南星此时仍大权在握，按他的思维惯性，这个关键岗位还是要推东林大将。于是在他主持下，廷推左副都御史杨涟顶上。但是天启帝却没批，大概是还生着杨涟的气。众人无奈，又推了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冯从吾，心想这回应该顺理成章了。可是天启帝考虑到：“大计”（外官考核）即将开始，还是从京官里推一个熟悉全面的人为好。

这时京中哄传，魏忠贤有意把户部尚书李宗延推上来。东林党众人决不让步，一致推了东林###高攀龙。

高攀龙的职务是刑部右侍郎。对这个推荐，他甚感不妥，因为他和赵南星是“师生”关系。这样一来，师生两个一个掌吏部，一个掌言路，当道于朝中显要，别人会有看法。

魏大中等却劝他不要退缩：“如今钻营的人多，你却要退后。你是廷推上来的，怕什么？若皇上不批，我们还要全体去廷争，当为天下争此一人！”

众人既劝，高攀龙也就不再推辞。八月初九，推荐报告送上去了，按例有三个工作日才能批复。众人都忐忑不安，揣测皇上那里恐怕很难通过，魏忠贤也会出来挡路。哪知道，第二天就批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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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拔除东林党两大桥头堡（2）

东林众人欣喜若狂，好似冬月里忽然有了小阳春。仅有一二人心生疑惑，觉得这事情大不可解，怕不是什么好兆头。

高攀龙被顺利任命，原因何在？是千古疑团了，似乎魏家班底绝不会有这般疏忽。那就应该是天启帝自有他的主张：“大计”还是要用东林党的人放心一些。

九月，高攀龙上任之后，果然就有事。他正遇上巡按淮扬御史崔呈秀任满回京待考察。这个崔御史在地方上贪污受贿，无人不知。高攀龙当然不能容忍，就叫李应升起草奏疏，要弹劾这小子。

崔呈秀闻讯大惊，趁着夜色跑到李应升的寓所，长跪不起，请李大人好歹放他一马。

李应升冷冷地看着这小人如何表演，面色如霜，严词拒绝了。

九月十七，由高攀龙署名的弹劾奏疏递上去了，崔呈秀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自辩疏。明朝的行政体制，揭发检举是都察院的职权，事情属实与否，则要吏部来核查。于是天启帝让吏部勘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