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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潘教授说的是苏南，我就引领大家从苏南开始，走进那黑色的档案，走进黎明的前夜，看罹难中的挣扎，听压榨下的呻吟！

第一章　　黑手高悬（1）

1、血腥的租栈

腐朽的日子

早已沉到河底

让流水冲洗得

快要不留痕迹了

——艾青

“租栈”，是替苏州地主收租的一种机构，也是听任地主摆布的一种工具。它是地主阶级勾结官府压迫剥削农民的具体体现。

清同治二年，因为官府要征收大批的军费、政费，苏州的一些大地主就请求创设“收租局”，言明收租事务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在租款项下，可以抽出一定的款项贴补官用。因此，清朝官厅同意了这个办法，并且指派了官吏专门主持“收租局”，掌握收租事务。后来，“收租局”取消，地主们又自行组织“租栈”。“租栈”一般在县城设立总栈，在各乡镇设立分站，各分站管若干佃户。“租栈”表面上是地主阶级自己组织的收租机构，可是在实质上，它仍然是与当局分不开的。

还是来看看我在吴县光福区一带的调查吧。

民国初年，光福区一带的租栈里一般雇用四种人。一是“账房”，二是结算账目的“助理员”，三是收租的“催甲”，四是抓人的“差役”。差役过去是由官厅委派，后来改由地主自己出钱雇用。其中以账房为首领，直接按照地主的意图，策划租栈收租事务。

租栈在政府的允许下，可以自设“监牢”，农民俗称为“人房”。地主有权拘捕欠租的农民，也有权把欠租的农民扣押进“人房”，农民俗称这种“扣押”叫“吃租米”。

另外，地主还有权私设公堂，置办刑具，拷打勒逼农民。像地主申子佩家，到1950年还存留有15斤至60斤的各种洋枷、脚镣、手铐，还有一种木制的囚笼。欠租的农民，常常被放置在囚笼里，摆在地主或租栈大门的两旁示众。

至于潘教授写到的“滚笆篓”，地主蒋中孚家也有。他采取的是“抛笆斗”，就是将欠租的农民，装置在两爿相合的笆斗里，用绳捆好在地下滚。据现年91岁的沈阿大说：“那东西连滚3次，被滚的人，不是身死就是受重伤。”在这段时间内，地主们就像土皇帝，凭着官府的支持，利用租栈来统治剥削地方上的农民。

到了1920年以后，苏南的地主阶级与反动政府的关系又深了一层。住在苏州城内的大地主沈挹之、申子峨等人，发起组织了所谓“田业公会”。田业公会是地主阶级自己的集体组织，各地的地主参加田业公会的有1000多家，拥有田亩总数近60万亩。

田业公会在一开始，就喊出了“粮从租出”的口号，就是说：粮是从地租里抽出来的，如果官府不帮助地主收租，地主就不能对官府纳粮。粮、租都需要从农民头上去取，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官府与地主结合起来统一向农民征取。另外，地主们也竭力巴结官府，田业公会每年都送若干钱给县衙，所以田业公会的权力很大，举凡钱粮成色的拟订，灾荒的观察，收租的方法，追租的办法，收租的日期与租米的折价等，都由田业公会一手包办。田业公会底下，在各区乡还设有专门的负责人，在光福区一带负责的则是申子峨的胞弟申子佩。

在苏州城里，县衙门与田业公会共同组成“追租处”。在各区乡，由区乡公所配合警察、保安队的武装机构，与地方上的当权派地主共同组成追租分处，光福区一带还设立“租赋并征处”。由此，地主对农民进行收租，完全获得政权的配合，特别是有了当局武装的支持。这时，在租栈方面，各个租栈大体上还保持原有的人事制度与组成形式，还照常设立“人房”。所不同的，就是地主对农民逼租的手段，不仅使用原有的差人与地保，同时还运用警察与保安队，缴不出租米的农民，不仅要关进“人房”去“吃租米”，还要被解进县衙坐牢。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黑手高悬（2）

光福区一带地主的栈上田（即由租栈统一收租的田），每亩的常年产量是糙米石至2石（音dàn；老式计量单位，1石大概等于108斤），可是租额却大得惊人。最普通的正租额每亩是石，还要加上催甲的出差费，租米“折价”的额外剥削。所谓“折价”，就是农民缴纳租米时，必须要缴纳货币，每石米的价格由租栈或“田业公会”决定，1石米往往超过市价很多。这样一算，每亩田的租米差不多要缴到石至石。另外，要是农民因欠租米而被捉进“人房”或坐“牢间”，花费就更大了。他必须还要贴出差役的小账，警察或保安队的出差费。另外，又要“人房”钱、稻草钱、送饭钱、开锁钱以及监牢里的看守钱等等。农民常常因负担不起这笔重租米以及额外剥削，而产生一连串的悲剧。

永安乡的王虎根，租种申子佩十亩破租田，田漏水种不好，租米每亩却要石，他父亲年年进牢监“吃租米”，1932年曾被关了有两个多月，结果是卖尽了自己的10亩田面才把人赎回来。

建新乡的卢火金种冯思树栈上田，因为缴不起租米，在1935年冬天被关进苏州的监牢有6个月，因为缺吃少喝，加上磨折，很快死在牢中。

葛舍村周更元关在“人房”里生了病，老婆没办法卖掉了自家两间房屋，押去3亩田。等到赎回了人，老婆已因此气死了。还有谢湾村沈荣福父亲，被地主府怡成关在苏州牢房里足足4年。

这些事例举不胜举。

此外根据当年光福区3个乡的调查（全区共13个乡镇），从1920年以后的17年中，被地主逼死的农民竟达14名。例如永安乡虎山陆阿龙，种地主申子佩3亩田，1935年儿子死去，因为缺乏劳动力，田种不好，第二年交不出租，就被押进“人房”里去“吃租米”，后来家中没钱赎，又被押解到苏州。地主看他穷得连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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